劉以鬯的《星嘉坡故事》,出版於五十年代前後,由鼎足出版社出版,南天書業公司發行,全書約四萬字,屬中篇小說。《星嘉坡故事》與《蕉風椰雨》屬同期的作品,同樣承載着劉以鬯五十年代的南洋經驗,甚至連封面設計都完全相同。《星嘉坡故事》雖沒有《蕉風椰雨》的曲折情節,卻有着濃厚的作者自況味道。《星嘉坡故事》以第一人稱敘述,故事以主人公張盤銘的視點展開。張盤銘為香港人,遠赴新加坡(小說內文用「星加坡」)任報紙編輯,正努力適應南洋的氣候與人情。一天張盤銘與同事到歌廳消遣,邂逅了身世可憐的歌女白玲。男女互相認識了解,經歷曲折,排除萬難,好不容易走到訂婚階段,卻因張盤銘誤會白玲與另一男子(高朗)私通而宣告解約分手。張盤銘從此意志消沉,以酒解愁,白玲亦生活淪落,輾轉到酒吧當舞女。直至張盤銘結識新女友黃水蓮,在她的勸告下,決定回到新加坡重會白玲。二人最終見面,白玲卻急於打發張盤銘,只叫他留下聯絡地址。原來白玲早已受不住一波接一波的打擊,在當晚斷然自殺,死前寫下遺書向張盤銘剖白。讀過信件後,張盤銘終於知悉一切,自責不已。

按作者對文學作品的劃分,《星嘉坡故事》當屬「娛樂他人」的「商品」,而非「娛樂自己」的創作。然而,這無損《星嘉坡故事》的文獻價值。《星嘉坡故事》仔細描繪出新加坡、吉隆坡一帶的人文生活風貌,足見作家對當地文化的掌握。劉以鬯曾於南洋旅居五年,深入當地生活。他回憶道:「那裡鄰近一個叫『新世界』的地方,是我晚間去聽歌、喝茶的娛樂地方。那段時間,我在7至8家小報當老總,寫作界的朋友都懂得到那裡找我,也有歌星會到我家一起喝茶,那時的生活真了不得。」五十年代,流行於華僑圈子的歌廳文化,成了《星嘉坡故事》的創作素材。故事中張盤銘與白玲重遇的歌廳,正是劉以鬯熟識的「新世界」。主人公初次接觸「聽歌文化」,不無帶着批判的目光:「我對於聽歌並不如一般華僑那麼熱心……我不懂這一種在其他中國城市並不普遍的娛樂事業,怎樣會在星加坡發展得如此畸形,後來才知道上歌台除了『吃』與『聽』之外,最主要的享受是『看』──看花枝招展的歌女們站在麥克前的裝腔作勢。」這種外來的定見,使主人公後來與歌女白玲相愛的情節更富戲劇感。

《星嘉坡故事》的主人公處處隱現着作者的影子。張盤銘因戰事由徐州逃到香港,再遠赴新加坡任編輯,正當白玲失踪之際,報館卻倒閉了。張盤銘不願就此離開南洋,只好寫小說為生,沒多久受吉隆坡一家報館之邀,前往應聘。張盤銘的遭遇可算是作者的寫照。劉以鬯於1948年來港,1952年應《益世報》之聘,到新加坡任主筆兼副刊編輯,但《益世報》辦了幾個月就倒閉了,1953年7月,改赴吉隆坡任《聯邦日報》代總編輯。主人公的遭遇顯然以作者的個人經歷為藍本。寫到主人公的流離心理,不無作者自況的意味:「報館倒閉後,我變成一個失業者,為了解決生活問題,我不得不強自壓制不寧的情緒,開始撰寫一個中篇小說,售與一家出版機構,暫時拿稿酬來維持了一個時期。在這個時期中,我幾乎喪失了繼續生存的勇氣,前途茫茫,不知應該何適何從。」每當惘然的時候,張盤銘便會想起某位小說家。例如當他與白玲攤牌後,厭惡了放任的生活,「讀了一本潑魯士特寫的『尋覓失去的時光』」;分手以後,他對所有女性產生厭惡,則「閱讀許多海敏威的小說」,因為「他無情地譴責了現代女性的喪失『女性天性』」。文學作品作為主人公的歸宿,是劉以鬯慣常的處理手法,無意中亦流露了作家的文學識見與品味。

劉以鬯《星嘉坡故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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